门被敲得正响，赵太侔紧张地说：“一定是李璜来了。
王至诚见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怕他啊？我就纳闷了。”
赵太侔说：“或许你对此人还不了解吧。”
王至诚说：“我在东北帝国大学收过他的信，回国后，他曾邀请过我。四一二事变后，我也曾拜过他。”
1924年，李璜与曾琦回国后，在上海创办《醒狮》周报，继续与中国共字号论争，反对国共合作。大革命期间，李璜先后在武昌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成都大学、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教，以此为阵地发展青年党地方组织，大肆进行反苏、反共的宣传。
1926年7月，在中国青年党一大上，李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。1927年后，他在上海主持青年党总部工作，与张君肋合办《新路》周刊，撰写《论中共的流寇策略》等反动文章，还创办青年党党校“知行学院”，训练该党骨干分子，同时攻击共字号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斗争。
王至诚问赵太侔：“你又不是共字号，怕他？”
赵太侔说：“他三番五次地催我加盟青年党。我真的不想见他。”
门又一阵敲响。王至诚急中生智地说：“那只能先委屈了。”说着，王至诚打开橱门，让赵太侔进去。
靖尧忙着把外褂脱下，穿着内衣来到王至诚跟前，将王至诚的衣扣打乱，装作夫妻因恩爱耽误了开门，然后拉开了门闩。
李璜闪了进来，发现靖尧的衣服凌乱不堪，脸上绽放出一抹尴尬的笑容：“对不起，没想到打搅你们了。”
靖尧故作羞涩，微微低下头，嘴角却挂着一抹笑意：“你们聊，我去准备酒菜。”说完，便转身走向厨房。
“别……”李璜刚要谢绝，想到她不在身边似乎更好，便将话语咽了回去。
靖尧离开后，李璜毫不客气地在王至诚的对面坐下，眼神中透着一丝试探：“至诚兄，最近工作如何？”
王至诚眼中流露出几分疲惫：“忙完中医请愿团的采访，又是筹办画展，天天东奔西走，居无定处，确实不利于事业发展。”他仿佛在掩饰内心的某种期待。
李璜见他如此，随即说道：“那可不是个长久之计啊！青年党最近还在反共、反苏吗？”
王至诚嘴角微微上扬：“至诚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学、书画爱好者。共字号会收我吗？”眼中闪烁着一丝玩味，仿佛在挑战李璜的看法。
“倒也是。”李璜微微一笑，“不过，中国青年党近日在沈阳召开大会，希望您能够参加。”
“我不是青年党，为什么要参加你们的大会？”王至诚的声音中带着几分不屑，目光游离不定，显然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兴趣。
“你可知道，中国青年党最初名为‘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’，成立于1923年。1929年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正式更名为‘中国青年党’。”李璜的话语中透着一股自豪感，仿佛在为青年党的光辉历程而感到骄傲。
王至诚的目光从窗外的夜色中收回，淡淡道：“我听说青年党内部情况复杂，既有知识分子，也有军阀、地主、资本家与政客，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参加这样的大会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“鸟枪换炮，换了马甲，仍称‘社会主义派’。依附蒋司令的国字号政权，将共字号及广大群众排除在外，难道这样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？”李璜的语气中透出几分激动，仿佛在为理想而战。
王至诚双手摆开，眼中流露出自信：“卖些字画，搞个辅导班，做个讲演，中国高校任我逍遥，独来独往多好啊！”
“没有一个安心之所，终究非长远之计。”李璜似乎为王至诚感到惋惜，替他考虑：“我们的青年党负责人多数在大学任教，担任职务。比如陈启天任上海知行学院院长，同时在成都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、社会学等课程；余家菊正在冯庸大学做教授，可以让他们帮个忙。”
王至诚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：“去成都倒不如在中国走上一遭。冯庸大学的校长冯庸，和我、梁思成、张学良什么关系？李璜有所不知，所以，我不需你费心了！”
此时，赵太侔躲在厨柜里，心中如同困鸟般紧张。耳边传来李璜的话语，犹如刀子般割着他的神经：“你在东北大学只是一个书画的辅导教师，张汉卿不过是在沙滩上戏龙而已！赵太侔想拜他麾下，他都保护不了。”李璜的声音令赵太侔的心跳愈发加速，深知自己身处的境地愈加不安。
厨柜里的赵太侔暗自咽下一口唾沫，脑海中不断闪过几日前他与李璜的争执场景，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恐惧。李璜那张面孔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，犹如夜色下的阴影，时刻威胁着他的安全。
“我要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困境？”他默默思索，眼中闪烁着一丝绝望的光芒。
李璜一边与王至诚闲聊，一边思考着接下来该如何引导这个局面。“至诚兄，若你能够参加会议，我可以帮你破格加入青年党。”李璜再一次试探性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诚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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