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9月11日，王至诚在监狱中熬到了中秋节的第二天，吴稚晖再次来监狱“探望”他。
吴稚晖一进门摆好了酒肉，坐下来就问：“你认识陈布雷吗？”
“陈布雷？”王至诚心中闪过一丝记忆，国字号中央党部秘书长、《时事新报》主编。时称国字号的‘领袖文胆’、‘总裁智囊’和‘国字号第一支笔’。”王至诚对这个人有些崇敬，但又不免心生警惕。
吴稚晖说道：“论文笔，至诚不在‘文胆’（陈布雷）之下……当年陈布雷和潘公展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司令面试的时候，陈布雷比王至诚还狼狈呢？”
当时潘公展衣着讲究，而陈布雷嘴瘪唇翘，头发蓬松。然而一进门，潘公展被蒋司令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，吓得眼光闪缩，举止僵硬。懂一些中华相术的蒋司令，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，而陈布雷则像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。
面试的一个选题是：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。潘公展抢先回答：“总司令自有妙策。”潘公展自以为这种等于交白卷的讨好会得到蒋司令的赏识，得意地等待被重用的结果。而在一旁正襟危坐的陈布雷，用谦卑的口气说：“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，造成猛虎出山之势，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……”
蒋司令微微点头，已经表达了对他俩的取舍之意。陈布雷通过了一关，接下来是笔试，要陈布雷起草《告黄埔同学书》，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。
蒋司令看过文稿，通知陈布雷赴宁，接受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位。
吴稚晖讲到这里，将酒杯伸向王至诚的酒杯，似乎在试探他的态度。“陈布雷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，我们不能只是局限于个别的故事，更要看到背后隐藏的更大局势。”
王至诚举起酒杯，干杯的瞬间，想起陈延年就义之前和自己关在一间牢狱里，陈延年曾提到过陈布雷。陈布雷任《商报》编辑部主任，文字俊雅，长于时事政论，给外界造成了“有先见之明”的感觉。当年陈延年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，正是在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陈布雷的帮助下，顺利离开浙江，躲避了国字号当局的抓捕。
王至诚看着吴稚晖的表情，猜到吴稚晖是想拿陈布雷劝告自己要忍辱负重，方可像陈布雷一样成大器，没想到一语刺激了王至诚的神经，王至诚问道：“蒋在部署杀害陈延年的时候，吴先生不会是做赔面的厨子吧？”
吴稚晖委屈地说：“当时，监察院有紧急公文，于右任的秘书长狄膺亲自送过来，我连摘要都没看，就一笔签了！吴某向蒋提出‘清党’的方案或建议。要蒋在思想文化上、政治上把中共清除干净，谁让蒋杀人呢！”
“别再解释了！越描越黑！”王至诚直截了当地说，“陈独秀和陈延年对吴某那么尊敬，可你做了什么？”
陈独秀创办进步刊物《新青年》，吴稚晖也参与了策划工作，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不小的贡献。
吴稚晖说：“陈独秀尊敬吴某为师长，当初，陈延年、陈乔年初到上海时与父亲关系僵硬，我给予兄弟俩太多的关怀和帮助。我当时提倡的无政府主义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俩。”
王至诚指着吴稚晖说：“按理说，你们之间关系不错，为什么吴某非要成为陈家最讨厌、最憎恨的人不可？把延年关进牢里，还是搜捕乔年？”
吴稚晖说：“《礼记·学记》云：‘各司其职，各安其位，各尽其责，各得其所。’做官者最讲究‘各司其主’，忠字在先。”
王至诚一针见血地说：“吴某曾有一次仲甫问你：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多长时间？你明白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行，就意味着共字号将成为执政党，国字号在几十年后就会气数将尽……”
吴稚晖夹着筷子的片肉放回盘子里，反驳道：“在许多人眼中，吴某是首议清党的人物，而我认为，最终的决定权在蒋司令，但吴某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没想到吴某这么虚伪！”王至诚说，“吴某竟然是心胸狭隘的伪君子。是你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，告知被逮捕的人中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。”
“我是写过信，但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，还需要解释吗？”吴稚晖说。
王至诚说：“4月12日，将‘清党’决议从一纸文件化为血雨腥风。当时的清党运动遍及全国，大批共字号人和进步人士被残忍屠杀，照着‘黑名单’到处抓人。”
“什么‘黑名单’？”吴稚晖好奇地问。
王至诚说：“在你们的‘黑名单’上，既有共字号人，也有字号左派人士。还有于右任、沈尹默、白蕉、李苦禅等书画界、教育界的专家。你们这是要赶尽杀绝、灭种亡国啊！”
“难道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？”吴稚晖站了起来，愤怒地说，“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蒋的‘清党’行动。为什么指责吴某一人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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