副将悲愤添言：“更可恨者，百姓亦遭殃！湘军以疫尸阻我粮道，腐毒渗入民井，村寨十室九空，死者枕藉于野...”
李秀成仰天闭目，泪痕隐现：“天父啊，此疫何异于天罚！”
这场瘟疫之祸，实为古代疫病防控之缩影。
其难控之因，首在无药可医，疫病如无形刀斧，任血肉之躯硬承；次在军营密聚，污秽横生，人传人、水传疫，如毒网渐织；复在气候湿热，腐菌肆虐，疫气随风土蔓延；末在尸骸无治，毒源不绝，死者反成生者之劫。
曾国藩在安庆府衙，亦对此深忧。
他急召医官问策：“古法隔离煎药，何以无效？”
医官颤声答：“大人，疫源在污秽与尸骸，不净其源，单治病症，犹如杯水救沸鼎。”
曾国藩顿足长叹：“可恨朝廷无专司防疫之署，百姓亦无避疫之法！此劫，实乃千古之殇...”
其癣疾愈烈，抓挠至血痕斑斑，却浑然不觉痛楚。
瘟疫之下，百姓之祸尤烈。
史料载：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之地，平民因疫死者逾数十万，村寨空寂，田亩荒芜，野犬食尸，乌鸦蔽日。
捻军、陕甘回乱、云南之变，莫不如是——战死刀兵者寡，亡于战后疫疠者众。
战争之疮痍，终化为疫病之獠牙，噬尽生灵。
纵观此劫，可见古代瘟疫之怖：无药、无洁、无治尸、无防策，兼之战乱摧民生，瘟疫遂成燎原之火，焚尽苍生。
曾国荃与太平军之疫，不过历史长河中一隅惨景，其背后，是千年未解的防疫之困，直至近代医学曙光渐现，方得稍窥破局之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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